西路軍為什么要渡河,為什么損失慘重?

百家 作者:廣東共青團 2019-08-28 08:35:31 閱讀:131

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張掖市高臺縣,參觀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一件件實物、一張張圖片,再現了當年西路軍英勇奮戰、血決祁連的那段悲壯歷程。習近平仔細端詳,深情回顧西路軍的英雄事跡。他強調,我心里一直牽掛西路軍歷史和犧牲的將士,他們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貢獻,永載史冊。他們展現了我們黨的革命精神、奮斗精神,體現了紅軍精神、長征精神,我們要講好黨的故事、紅軍的故事、西路軍的故事,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承下去。


今天,一起來回顧西路軍的浴血征程。


文 | 金一南


西路軍在戰史上有過爭議,總體可以概括如下: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準備施行打通國際的戰略行動,由東征到西征,由寧夏戰役到最后打通新疆,一步一步地演化為一個龐大的計劃。為完成這一計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組成西征隊伍,即西路軍。因種種復雜因素,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發生重大犧牲,到1937年3月分路突圍被迫終止使命。


這段歷史是我們軍史上非常慘烈的一段,在高臺的西路軍紀念館里,我們可以看見當時重大犧牲的情況:戰死7000余人,被虜12000余人。被虜的人中,5600多人被殺害,3000人返回故鄉,4000余人被營救送回延安,流落西北各地1000多人,突圍至星星峽的400多人。這400多人最初統計403人,最后統計為470多人,是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


西路軍的命運與劫難,其擔負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復雜,斗爭之艱苦卓絕和歷程之可歌可泣,構成了中國革命史上最動人心魄的事件。


我們講西路軍的征戰歷程,重點是以下幾個方面:為什么要渡河?為什么要孤軍深入?為什么未能東返?為什么損失慘重?以及西路軍的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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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紅軍西路軍進疆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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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么要渡河?




為什么要渡河?就是要打通國際路線、接通蘇聯。


為什么要接通蘇聯?


中國革命極其困難,被反復圍剿,從江西一直趕到了四川、云南、貴州一帶,然后到了川西、甘肅,還不斷往西部壓,這時出現一個契機。


長期以來打通新疆、接通蘇聯的聯系,一直是我們黨追求的目標。1935年6月16日,長征中的一、四方面軍還沒有會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聯合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


一、四方面軍總的戰略方針應當是建立川、陜、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以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


這就是說在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前,中央已經定了,就是打通國際路線,占領新疆,從新疆獲得蘇聯的援助,這是我們重要的方向。


一、四方面軍兩軍會合后,8月4日至6日政治局舉行沙窩會議,毛澤東進一步說:“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薄弱的地方,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


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在敵人統治最薄弱的地方發生革命。我們所有的蘇區,都建立在各個省白色政權接合的敵人統治最薄弱的部位。毛澤東始終把握著這一條。西北是敵人統治最薄弱的一環,又靠近蘇聯,因此在這里打通蘇聯,對中國革命非常有利。


緊接著,9月9日,一、四方面軍分裂,中央紅軍北上只剩七千多人了。


9月12日,北上的一方面軍組成抗日先遣隊,召開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說:“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1935年11月,張浩從蘇聯回國,帶來消息:“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


當時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立即建議:“速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并建立戰略根據地。”12月23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1936年紅軍的戰略方針,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這是當時最為重要的戰略任務。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組成西方野戰軍。當時一、四方面軍還處于分裂狀態,張國燾另立中央,中共中央掌握的力量只有一方面軍和陜北紅軍,以這部分力量組成西方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兼政委,決定實施西征,設法造成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相機攻取寧夏,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援助。


后來在各方壓力下,張國燾也覺得自己搞不成,被迫于6月取消了另立中央,從8月開始,紅軍從表面上實現了統一。8月12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后的戰略方針:


一、二、四方面軍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府。


這是當時中央戰略方針的演化過程。由決定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單獨打通蘇聯,變成了在張國燾取消另立中央之后,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三個方面軍尚未會師,但合作之勢已形成。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電告共產國際:
為了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希望蘇聯方面解決飛機、大炮兩項問題。

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回電: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在你們攻占寧夏地區后,提供15000-20000支步槍、8門火炮、12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彈藥。武器將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

今天看起來,感覺提供的援助并不多,但是對當時處境非常困難的紅軍來說(紅三十軍槍多一點兒,約5000支;九軍約2000支;五軍更少,約1000支),能得到20000支步槍、8門火炮、12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彈藥,是相當大的支持。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電三軍領導人:

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兩月后占領寧夏。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問題,等寧夏占領取得國際援助后,再分兵奪取。

共產國際來電:

1936年12月,武器集中在蒙古共和國南部邊境,然后向定遠營方向輸送。

也就是說,武器1936年12月才能到,所以當時中央計劃11月占領寧夏,12月,等蘇聯武器差不多到了,再向定遠營挺進。但這個計劃后來事與愿違。


大家有必要記住這個時間點。后面發生問題,就在這個時間點上。


10月11日,中共中央給中央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正式要奪取寧夏定遠營取得蘇聯援助,當時要求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有利于攻擊中衛與靖遠之點,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


結果10月24日晚,三十軍在靖遠一帶渡河,整個行動大幅提前。10月25日晚,九軍開始渡河;27日凌晨,九軍及四方面軍總部全部過河;29日,五軍過河。全部過河部隊2.18萬人。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電令河西部隊統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


但非常復雜的問題在這里出現了。


(圖為位于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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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么要“孤軍深入”?




為什么一支部隊過河要走那么遠,一直走到幾乎全軍覆沒,一直往西走?一方面為了取得援助,但蘇聯援助最早12月份才能來。先計劃到定遠營,后來定遠營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獲知援助要等到1936年二三月份才能到。


那我們過河部隊為什么要孤軍深入呢?


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孤軍深入”,設身處地想,當時河西只有馬家軍,國民黨力量相對薄弱;河東則重兵云集,集中了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關麟征部。


我們今天覺得過河是“孤軍深入”,其實在當時,過河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地方。


此外,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先期到達,已經與陜北紅軍共同組建了陜北根據地。陜北根據地面積并不大,客觀上容納三個方面軍也確實有困難,養不了那么多部隊。再加上當時兩個方面軍之間確實存在隔閡,所以就主觀來說,開辟另一塊根據地,已經成為不僅是張國燾,也是紅四方面軍多數領導的行動取向。一、四方面軍分裂的陰影尚未過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會師,一方面軍加上陜北紅軍2.2萬人,二方面軍1.1萬人,四方面軍3.8萬人。雖然四方面軍南下在川西作戰時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人數仍然比一、二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加起來還要多,作戰能力也最強。


三軍會師之前在甘南,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說:我軍在甘南占領的地區,人口80萬,而陜甘寧地區人口才40萬,相比之下我們的處境相對還好些。??


這是實際情況,不像我們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陜北是塊福地,張國燾放著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陜北紅軍、中央紅軍會合之后,陜北的資源已經不足以支撐這么大的軍政力量。毛澤東知道,張國燾也知道,四方面軍先期占領甘南是不錯的,人口80萬,是陜甘寧地區的兩倍,物產也豐富,問題是能不能占住。國民黨中央軍來了,甘南勢必要丟掉。那么從什么地方再搞一塊根據地,作為四方面軍發展的基礎,成了四方面軍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寧夏戰役計劃終止之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將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遠營改到安西,后來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蘇聯政府擔心蘇日關系出現麻煩,如果從外蒙進來,就會和日本發生比較大的沖突。


這樣一再改變,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產國際警告,同意紅軍部隊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區域西部計劃,同時堅決不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以免其脫離中國主要區域,成為邊緣化的力量。但是兩個月后,11月3日,共產國際電報,不得不把援助地點調到哈密,這就使得接收裝備的紅軍必須大縱深西進。這個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沒有想到的。


援助地點越來越遠,時間也越拖越久,從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終成為過早渡河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越走越遠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一個原因,出在我方的決策上。四方面軍過早渡河,援助沒有到,部隊也不能回來,所以提出,在甘州、涼州、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等待蘇聯的援助。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軍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3
為什么沒有東返?




如果援助越來越遠,一味等待下去,會面臨重大損失,可以選擇回來。但西路軍為什么沒有東返?


從全過程來看,西路軍有三次東返的時機,但都沒有實現。


第一次東返機會:1936年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名“西路軍”。一個小時之后,中央再電徐(向前)、陳(昌浩):


(1)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3)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


剛剛任命西路軍一個小時之后,中央再電:


如果沒把握接近新疆,如果解決不了衣服問題,可以回來。


但第一次返回的機會,西路軍指揮部放棄了,仍然決心打通新疆。


11月12日,徐、陳回電中央:


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


第一次放棄東返,有輕視馬匪的因素。四方面軍戰斗力很強,一路打來,最初不以馬匪為然,認為河西是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真正的威脅是河東的中央軍,蔣介石的嫡系力量,毛炳文部、胡宗南部、關麟征部、王均部。


根據官方統計,馬匪的兵力和渡河的西路軍兵力相差無幾。只不過馬家軍的裝備差,大量是民團,也就是幾乎未受正規訓練的雜牌軍。


11月16日,中央軍毛炳文部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對西路軍構成重大威脅。當時,河東的紅軍部隊為減輕西路軍的壓力,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提前發起山城堡戰役作為策應,迫使毛炳文部奉胡宗南之命掉頭東返,于11月26日回到河東。


毛炳文部返回河東后,西路軍總體松了口氣,認為主要威脅解除了。當時中央是希望西路軍東返的,以增強河東對付國民黨中央軍的紅軍力量。但鑒于河東國民黨重兵云集,河西僅有馬家軍,西路軍領導仍然選擇西進,認為有把握在河西走廊創辦根據地。這些都有當時的電報為證。


然而11月18日,古浪戰斗失利,九軍損失了2000多人。這給了西路軍一個非常明確的警示,就是馬家軍的作戰能力還比較強。但這時,第一次東返的機會已經失去了。


第二次東返機會:高臺作戰以前,西路軍已經比較困難了,中央已下令東返。“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楊虎城提議西路軍以一部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夾擊敵胡宗南部。但由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央取消了東返的命令。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后來回憶:“西安事變后,我們應該堅持東進,而我個人在這時不能堅持己見,說服其他同志實行東進,是戰略上之嚴重錯誤。因為如果東進,最少可以保存西路軍的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處。繼續西進實為失策。”


從陳昌浩的回憶看,中央取消了東進的命令,西路軍的大多數領導也不愿意東進,就是陳昌浩個人覺得應該選擇東進,但是他沒有堅持己見,說服其他同志,他講這是戰略上之嚴重錯誤。于是西路軍在“西安事變”后,失去了第二次東返機會。


第二次東進返回,是西路軍最好的一次機會。當時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天寒地凍、民情不通。馬家軍又是騎兵,行動飄忽快速,使西路軍處境越來越困難。如果西路軍當時東返,甘肅省主席于學忠是東北軍的將領,蘭州的東北軍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也會予以配合。河東胡宗南、毛炳文、關麟征、王均各路敵軍因“西安事變”,蔣介石返回南京之后,是戰是和一時難定情勢,因此處于彷徨之中。這是當時西路軍有可能各個破敵、安全返回的重大機會。但這次機會也沒有抓住,又失去了。


第三次東返機會:高臺作戰失利后的方向選擇,也是最后一次東返的機會。


1937年1月20日高臺陷落,對西路軍震動很大。21日凌晨1時,西路軍領導人決定東返,中共中央接到西路軍要求東返的電報后,立即要周恩來協商東北軍協助西路軍東返,并授予西路軍領導“行動方向自決”之權。


行動自決權是中央給戰區領導的最高授權,行動方向可以自己確定。24日西路軍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失去東返最后一次機會。


這樣來看,一次一次機會的失去使西路軍變得越來越困難,最后困守倪家營子。當然最后中央也有電報:


你們堅守50天就有辦法。


后來又說:


你們堅持30天就有辦法。


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堅守到最后。


國民黨方面關于“河西走廊之役”(即我們所說的“西路軍征戰”)的記載:


始于1936年10月12日,共軍利用截獲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遠縣中泉子強渡黃河,至次年4月底安西截擊止,在整整半年時間當中,最慘烈的戰斗有四次,第一是克復古浪,第二是鏖戰高臺,第三是倪家營子拉鋸戰,第四是掃蕩梨園堡。


這是國民黨方面的記載,倪家營子是最后一戰。在倪家營子三進三出,當時有戰略方案選擇問題,有作戰能力評估問題,也有領導層的猶豫問題。徐帥后來回憶:“不能利用當機決斷權。中央已經授予了可以臨機決斷,結果來回地猶豫。”


最后時刻,1937年3月13日,中央軍委主席團復電徐向前、陳昌浩:

你們現在已處于特殊情況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地解決問題,必須立即采取特種方法達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們向你們提出下列事項和方法,請你們考慮決定一種:一個是率現存之三團人員向外蒙沖去;第二是率現存三團人員打游擊戰爭。以上方法不論采取哪一種,均須將傷病員安置民間,均須采取自主自動姿態,均須輕裝,均須取變化不測戰術,如何,望立復。


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石窩會議回復中央及軍委:

(一)今天血戰部隊無彈,饑渴,損失甚大,已戰到最后,現存兩團余兵力,傷亡及犧牲團級干部甚多,只有設法保存基干;(二)軍政委員會決定徐、陳脫離部隊,由卓然、先念、李特、樹聲、世才、黃超、國炳組成工作委員會,先念統一軍事指揮,卓然負政治領導,受工委直接指揮。

在最困難的時刻,李先念擔任軍事指揮,李卓然出任政治領導。當時石窩會議決定:尚存人員編為三個支隊,李先念支隊、王樹聲支隊、張榮支隊,分散游擊。西路軍工委隨李支隊行動。河西走廊兩邊,一邊是祁連山,一邊是荒漠戈壁,在這樣的區域里打游擊非常困難,不毛之地,生存都成問題。


石窩會議后不久,張榮支隊、王樹聲支隊先后被敵打散。唯李先念支隊經過極其艱苦的轉戰和漫漫長途跋涉,最后抵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成為西路軍中唯一一支成建制保留下來的隊伍。全部力量最后僅余四百多人,西路軍受到重大損失。


(圖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內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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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什么損失慘重?




一是輕敵。大家普遍認為,河西是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為馬家軍戰斗力不行。


李先念同志晚年有段回憶:
西路軍領導開始對在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的困難和敵人力量估計不足。到臨高地區之前,總講形勢大好,敵人已基本被我擊潰。對形勢估計判斷錯誤,發生失誤。古浪戰斗失利,西路軍領導感到“出人意料”(沒有想到九軍損失了兩千多人);高臺保衛戰,董振堂奉命死守高臺,兩千八百余名官兵幾乎全部殉難,對西路軍領導“震動很大”。
從總體看,低估了馬家軍的作戰能力是我們吃大虧的一個前提條件。馬家軍的核心就是馬步芳的青海第100師,警備第1旅、第2旅,馬步青的騎兵5師,總兵力不到3萬。


我們對馬家軍的認識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最初并不看好它,但后來遭到失敗,又把對手描述得十分強大,不僅具有兵力優勢,還有裝備優勢,使我們陷于對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實上他們沒有那么顯著的優勢。其武器裝備較我軍低劣,民團方面更談不上訓練,持長矛大刀及19世紀的毛瑟鉛丸火槍。


五軍軍長董振堂對西路軍的領導說過:馬匪作戰能力不行。董振堂當初在西北軍服役的時候,1928年曾在永登與馬家軍作過戰,對方一觸即潰,望風而逃。所以他認為馬家軍訓練水平低,作戰能力不強,渡過黃河打垮馬家軍沒有多大問題。


當時紅軍指揮員中發生這樣的對敵人判斷失誤,不止董振堂一個,中央紅軍中也有同樣的問題。


1933年3月4日,馬鴻逵第105旅進占光山郭家河村,與湯恩伯第89師換防。3月6日拂曉,紅二十五軍74師秘密急行軍60里到達郭家河,乘敵人地生疏、立足未穩發起突然進攻,以傷亡30人代價殲敵兩個團,斃敵207團團長馬兆圖、副團長呂宗文,俘敵205團團長馬鳴及其下屬官兵2000余人,繳獲山炮1門、迫擊炮8門、機槍12挺、長短槍2000余支、戰馬百余匹,副旅長馬登科僅帶60余人落荒而逃。


這些戰例都大大增強了紅軍面對馬家軍作戰的信心。我們為什么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涼州、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后來看根本就不可能,但當時低估了對手,覺得可能。


中央紅軍也發生過低估敵人的問題。遵義會議開完,確立的戰略方針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據地。中央紅軍中的幾位川籍將領向中央的建議,認為川軍好打,作戰能力不強,建立川西北根據地,赤化四川沒有問題。遵義會議采納了這一意見,結果土城一役吃了大虧。


所以,對敵人的低估不僅發生在西路軍,中央紅軍照樣發生。尤其五軍軍長董振堂長期在西北作戰,對馬家軍是了解的。他向徐向前、陳昌浩等領導建議,認為馬家軍戰斗力不行,會給西路軍主要領導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經離開西北多年,而這段時間內馬家軍也是有變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戰的馬家軍,三日一操練,半年一會操,多數士兵把給養拿回去過生活。所以甘、青一帶有“只吃糧,不當兵”之說。


說是去當兵,當什么兵啊,把糧食拿回家去了,也沒什么訓練,就是三天去出個操,半年去會個操,非常松散的部隊。在圍攻古浪作戰時,馬家軍缺乏現代化訓練的弱點就暴露無遺,因不熟悉陸空聯絡技術,不懂得要布置通訊布板,被前來助戰的國民黨飛機炸死士兵10多名,軍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并非沒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軍校學習的時候,馬步芳也在保定軍校學習。馬步芳后來又在西北軍干過,覺得西北軍的訓練非常好。董振堂他們打完仗離開西北之后,馬步芳掌握軍隊,認真仿照西北軍的訓練方法,使軍隊的素質發生重大變化。這一點,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馬家軍的作戰能力,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馬家軍的騎兵在機動性上確實勝紅軍一籌。


西路軍剛剛宿營做飯,馬家軍一見紅軍炊煙,急馳而至,將來不及吃的飯食挑翻傾倒后立即逃竄。如此一連數日,給西路軍造成極大困擾。過去我們習慣“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現在馬家軍也來這一套,來得快,跑得也快,確實在戰法上就讓西路軍十分被動。


馬步芳自己編的“馬家軍騎兵歌”:突前線,擾后方,像閃電,似瘋狂。


這個對手,卻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


1936年11月,馬家軍召開武威軍事會議。攻打古浪的敵指揮官、旅長馬元海(此人給西路軍造成了最大傷害,任第一線總指揮)在會上發言:


與共軍正面作戰,兵力裝備我們比不過,也斗不過,最好的辦法是尾追。我們有的是騎兵,發揮騎兵特長,天天將共軍的殿后部隊截取一部,從武威到嘉峪關的狹長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軍的兵力。這種切尾的辦法,所用兵力不多,紅軍只能忍痛,不可能回頭護尾,收獲的效果一定可觀。如果紅軍長途流竄疲憊之余占領城池頑抗,我則用大力圍攻。騎兵沿途疲勞追擊使共軍休整和給養都成問題,以饑餓疲憊之軍盤踞城池,絕沒有攻無不克之理。


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們的短處看透了,利用這一點,其兵力裝備雖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紅軍,用他的騎兵快速截我后衛。就因為這個武威軍事會議,馬元海的理論深得馬家軍其他將領的贊賞,把他推為步騎兵全軍總指揮。


馬家軍這種騎兵作戰形式,在連發武器打擊和炮火摧毀下,是一點優勢都沒有的。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帶的部隊炮兵沒有問題,連發武器沒有問題,所以彭德懷過了蘭州往西北打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西路軍的這種場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掃蕩,全部消滅光。馬家軍這種戰法在我軍裝備低劣的情況下是有效的,與解放戰爭中的我軍步兵、炮兵根本無法抗衡。


但在當時紅軍的簡陋裝備之下,馬家軍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們出現了問題,未堅持集中兵力。


中央11月25日致電西路軍領導人:

要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只要是打兩團以上之敵,西路軍領導人必須親臨現場指導。

又電:

只要糧房不缺,把西路軍全部集中到方圓四五十里范圍內,齊打齊進。

后來發生的西路軍在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期間,紅九軍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間,西路軍在三百余里戰線上擺成“一字長蛇陣”;高臺、臨澤期間,西路軍又是擺出了“一字長蛇陣”,一次一次地吃了沒有集中兵力的虧。


陳昌浩就講:我們確實犯了“分兵攻防”“分兵進擊”的嚴重分兵之錯誤,一條山時未多集中兵力擊敵;在甘、紅、古浪時集中兵力不夠,主力分開;永昌時期未能“齊打齊進”;水泉子伏兵嫌弱,高臺時未能將主力迅速靠近五軍。


高臺那一戰,五軍的電臺掌握在政委黃超手里,五軍軍長董振堂孤軍奮戰,卻無法向后方轉告信息。因為黃超不在高臺,導致整個部隊失聯,援兵不及,五軍受到重創,董振堂犧牲。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導致西路軍損失慘重的原因之一,輕敵。


二是高層決策的分歧。


正如歷史學家胡繩講的一樣:西路軍問題涉及張國燾問題,當時中央紅軍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張國燾四方面軍卻兵強馬壯。


胡繩還講:“西路軍接受的是軍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張國燾、朱德,張和軍委不能截然分開。張當時想與蘇聯掛上,抬高自己的權勢。”


我們今天研究西路軍問題,切忌“大翻燒餅”。過去講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損失,今天又講西路軍失敗是中央決策的損失,兩種講法都有問題。


當時,對方針的分歧確實發生在了高層,但是我們講這些分歧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結合實際情況。共產黨的力量、紅軍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頭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裝起義,海陸豐起義、湘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瓊崖根據地、贛南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贛東北根據地、湘鄂贛根據地、閩西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等,由于工農武裝割據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共產黨從一開始搞武裝斗爭,就是來自不同山頭的武裝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贛南和閩西蘇區為核心的中央紅軍,以鄂豫皖蘇區為核心的紅四方面軍,以湘鄂西蘇區為核心的紅二方面軍。


不同的力量來自不同的區域,通過磨合、斗爭形成統一領導、統一步伐、統一指揮、統一意志是非常困難的,必須付出代價。


當時,紅四軍內部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如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盲動主義殘余等,大多數與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密切相關。隨著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民和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革命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


紅軍必須完成思想統一、行動統一、指揮統一。這一問題解決得好壞,關系到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也成為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


一支農民隊伍怎么變成一個不同于歷次農民起義,不同于李自成、陳勝吳廣、黃巢和太平天國的隊伍?解決這一問題的使命,落在了古田會議上。


毛澤東當時講,“不為個人爭兵權,要為黨爭兵權”,最大的意義就在這里。要通過集中統一指揮實現改造,進而才能實現勝利。


1936年6月,張國燾剛剛取消“偽中央”,對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當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對紅軍發展方向和方式各執己見:先河東還是河西,先向南還是向北,先建立根據地還是先接通遠方,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還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調不一致,緩急不一致,方針不一致。西路軍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艱苦作戰的。


1936年6月,張國燾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認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應該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軍立即占領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寧)蘭(州)大道,與一方面軍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爭取兩個月奪取寧夏。但是張國燾命令四方面軍掉頭西進,打算渡河,渡過黃河占領甘北,作為“目前最重要的一環”,不愿意與中央會合。他對陳昌浩說:會合后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


張國燾支持寧夏戰役計劃,是將寧夏戰役看作另辟根據地的非常好的機會。他積極指揮四方面軍部隊搶先渡河,主要是為了在河西找一個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陳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軍主力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取得物資后,再與主力回擊深入之敵就更有把握了。


張國燾的意思是先到寧夏,先拿裝備。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軍共同取裝備,包括二方面軍也共同到定遠營。如果不明白當時三個方面軍之間的分歧,和來自不同的根據地、不同山頭之間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難明白西路軍的形成及其后來錯綜復雜的行動。


10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他與張國燾共商:


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為宜;


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幾乎在毛澤東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共商”的同時,10月24日晚三十軍已在靖遠以南的地區渡河,“共商”幾成多余。雖然不知當時彭德懷是否還來得及與張國燾“共商”,但三十軍的過河總算有一份中央的背書,九軍的過河呢?


毛澤東24日剛講“九軍擬暫不渡為宜”,25日晚九軍就開始渡河。說九軍不服從中央命令,但九軍得到了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聯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其實當時主要是張國燾的意思,朱德被張國燾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張國燾命令九軍、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就在渡河的當天,中央以絕密電致前敵總指揮彭德懷:


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涼州在西面,寧夏在北面,張國燾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軍及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全部過河。同日,彭德懷、聶榮臻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有意破壞預定計劃。寧夏戰役計劃首先擊破南敵,四方面軍一個軍渡河,兩個軍留在河東,與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共同擊退南面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軍的幾個軍都渡河,首先擊破南敵的方案流產。


10月28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及各軍首長:


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個方面軍要聯合起來,否則麻煩。結果話音剛落,10月29日五軍過河。從今天來看,西路軍作戰能力原本強勁,它的整個歷史也非常悲壯,但是在過河這個問題上,九軍、五軍都沒得到中央認可。中央后來追認了九軍過河,但一直沒有認可五軍過河。簡單說它不服從中央的領導,不服從中央指揮,也不太對。


問題在哪里呢?從中央層面看,要求九軍、五軍不要過河它卻過了,可以說違背了中央的意思,但從它的指揮程序來看,當時中央還不能夠完全指揮調動紅四方面軍,他們過去一直是服從張國燾指揮的,具體行動也得到了中革軍委的背書,所以也不能夠簡單說成是擅自行動。


毛澤東設想通過組織寧夏戰役,實現統一指揮,獲得對三個方面軍的指揮權。也就是說,不是通過召開會議讓各方面把指揮權交來,而是通過一次實際作戰實現統一指揮、統一號令。所以10月29日,毛澤東在給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


全戰役需掌握在你一個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過實際作戰,真正獲得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的指揮權。但彭德懷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面軍。


彭向中央報告:


張對打擊胡敵始終動搖,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后再說。


張國燾不想先打,想先到定遠營獲取蘇聯援助物資,這給當時中央的指揮號令帶來重大問題。由于紅軍指揮不統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斷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與河西部隊的聯系,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執行,西路軍由此成為孤軍。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紅軍指揮步調不統一帶來的重大問題。


11月5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


電報里面幾次寫到“獨立”“獨立開展一個局面”“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還特別指出“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不受一切牽制”。實質上是強調,中央來電,你們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你們有專斷權,關鍵要搞出一個獨立的局面來。這就是在當時中央與張國燾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對西路軍的復雜指揮體制。


11月16日,西路軍制定《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張國燾立即批準:


你們的獨立行動,對實現黨的政策路線和戰略方針有偉大意義。你們即在甘北、寧夏西北、青海東部大大擴大活動區域,根據實際情況,組織回蒙革命團體、政權機關和游擊隊等,必要時你們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


“獨立行動”“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這是張國燾對西路軍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獨立地搞出一個局面。


因步調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戰役計劃、寧夏戰役計劃、作戰新計劃等需要一、四方面軍配合的作戰計劃,都未能實現。這是我們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的,卻是當時真實存在的,就是指揮層面出現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對四方面軍沒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揮、也不能直接指揮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兩個方面軍之間的誤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軍后來的命運。


三是錯判。


不僅張國燾發生了錯判,中央也發生了一些錯判。


錯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難度,毛澤東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澤東致函彭德懷:


關于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條件較好,缺點是不易形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地。


實際上在甘、涼、肅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帶,建立根據地都非常困難。這是中央發生的第一個錯判。


錯判之二,是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


“西安事變”以后,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覺得我們能夠通過與西北、東北軍的合作,使整個西路軍的處境發生重大改善。當時我們與東北軍的張學良、西北軍的楊虎城和甘肅省主席于學忠達成協議,都是要改善西路軍的處境,而且幾個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


可見當時中央是看好西進的,認為西路軍能夠完成這一任務。


數日之后,國民黨中央軍進抵西安。東北軍、西北軍為保證西安的側后方安全,提議西路軍一部分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迎擊胡宗南。于是中央改變西路軍西進的決定,命令部隊東返,配合東北軍行動。這樣就出現了西路軍忽西忽東的拉鋸局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革軍委主席電示徐向前、陳昌浩:


西路軍仍應執行西進任務。


隨后蔣介石又調集重兵進攻西安。根據形勢變化,軍委主席團再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


出現“反復拉鋸”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對當時形勢進行判斷,另一方面在不斷改變判斷。對東北軍、西北軍能不能與紅軍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判斷,對東北軍控局能力的判斷,等等。這一系列判斷之間的拉鋸,導致了后來西路軍行動的來回拉鋸,在倪家營子的來回拉鋸。


這種拉鋸有點兒像中央紅軍的四渡赤水——來回地調集部隊,一會兒前,一會兒后,一會兒渡過去,一會兒渡回來。當時部隊中充滿了怨言,連林彪都發牢騷說,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這是部隊不了解中央戰略意圖,中央決策就是根據敵人的布勢來回地改變。所以,西路軍在西部的行蹤不定,來回反復,包含有中共中央對形勢判斷的來回修正。當時以為東北軍能有很大影響,最后證實它沒有太大影響,對馬匪則幾乎沒有影響。


為了援助西路軍,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


西路軍領導機關??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并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馬方面西安尚有辦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學忠對馬步芳來一威脅,謂不停止進攻,紅軍主力即將攻擊青海,如停止進攻,則西路紅軍可以甘州為界,甘州以東不相侵犯。


當時對東北軍抱了希望,也對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電周恩來:


與于學忠商調1師、2師進駐永登紅城子與西路軍配合。


希望東北軍在西路軍解除困境方面發揮作用。


2月24日,毛澤東再電在西安作為國共和談調解人的周恩來:


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二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來有些人講,毛澤東想讓西路軍陷入絕境,這完全是信口雌黃。毛澤東恨不得收買馬步芳,讓他放過西路軍。聽說他很愛錢,便問“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步芳,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說毛澤東當時對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決心,是不得不認的事實;說毛澤東想讓西路軍覆滅,見死不救,則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經歷過很多失敗,西路軍是其中一個重大失敗。怎么總結出經驗教訓來?經驗教訓的總結來自于它的客觀,指揮層面、統帥層面都有問題,都有加以檢討的必要。而我們不能用統帥層面的問題掩蓋指揮層面的問題,也不能企圖用指揮層面的問題掩蓋統帥層面的問題。


把西路軍問題變成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個人權力之爭、指揮權力之爭,以犧牲西路軍為代價,取得對紅軍的統一領導,這是對我們黨史的嚴重玷污和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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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悲壯犧牲,浴血為使命?




講到西路軍的價值意義,《中共黨史》第一卷曾對西路軍做出這樣的評價:


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搏斗中,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來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紀念。


在影片《驚沙》中,高臺之戰、臨澤之戰集中體現了西路軍英勇頑強、血戰到底,絕不向敵人屈服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紅軍官兵用生命和鮮血踐行了“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錚錚誓言。


(圖為第一部反映紅軍西路軍戰斗歷史的電影《驚沙》的海報)


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在革命戰爭中以弱擊強、以劣勝優,在世界戰爭史上留下令人瞠目的神奇傳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這支軍隊的革命英雄主義血脈。我們在指揮層面出了些問題,有方向的爭論,有方針的爭論,但我們一線官兵作戰極其英勇。


俄羅斯在車臣戰爭中產生的一句名言值得我們琢磨和牢記:“如果指揮員判斷錯了,那么就只能靠前方戰士的浴血奮戰去力挽狂瀾。”指揮員判斷錯了,前方戰士可能能夠力挽狂瀾,也可能不能。西路軍就是一群最終無法力挽狂瀾的戰士。如果是悲劇,最大的悲劇意義就在這里。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講:“西路軍上至指揮下至戰士,無不堅毅不拔、艱苦奮斗、抱定共產黨與蘇維埃的旗幟。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為企圖完成創造甘北根據地與‘接通遠方’之艱巨行動,克服著任何紅軍所未遭受之困難而戰斗到流盡最后一滴血,終以饑疲之師,在彈盡糧絕境地,而根本失敗。”這是西路軍留給后人的最頑強的奮斗之音。


西路軍在河西戰場響徹云霄的金戈鐵馬早已淡去,浴血奮戰的硝煙也已散盡。西路軍悲壯的征戰,已匯入了歷史長河,正在離我們今天越來越遠。但西路軍廣大官兵“碧血染黃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爭精神卻長留于天地之間。就像西路軍高臺的這座豐碑一樣,永遠映照著我們今天的和平發展。


八十多年過去,大浪淘沙,西路軍廣大指戰員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仍然在中國革命斗爭史冊上永放光芒。我們今天講西路軍問題,一方面是激情,浴血奮戰、戰斗到最后;另一方面要講理性,要看到西路軍的軍事行動發動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轉變的過程之中:


一是中國革命即將由分散向集中的轉變。必須完成這個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很多人不適應中國革命有可能而且一定要從分散到集中。


二是紅軍指揮權將由分散向集中轉變。過去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獨立指揮自己的力量,現在要統一指揮。


三是國內政局由國共內戰向統一抗戰的轉變。


西路軍問題就發生在這樣一個節骨眼上,中央指揮機構開始對全部紅軍實行戰略性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一次最為重大的轉變。古田會議是一個轉變,毛澤東完成了對中央紅軍的全部領導,實現了中央蘇區內的統一指揮。


解決西路軍問題過程中,中共中央則實現了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的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會師之時就想實現這樣的指揮,但未能實現。西路軍的失敗是這一轉變過程中付出的重大代價。不論有無這一失敗,中國工農紅軍這種歷史性轉變必然進行。沒有這樣的失敗,轉變的時間會長一些,但是轉變本身不可阻止。中國共產黨要獲得勝利,必須完成這樣的轉變。


大革命失敗,讓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是建立什么樣的軍隊,如何領導好這支軍隊,如何奪取勝利,問題依然嚴重地擺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前,這注定是必須經歷無數磨難、付出重大犧牲才能認識和解決的過程。絕不會一蹴而就,絕不是開一次兩次會議、經過一次兩次談心就能完成。


現代化最終是人的現代化,統一最終也是人的思想上的統一。


這樣的統一很難做到。


在這樣一個完成思想與組織高度統一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的眼光最遠,貢獻也最大。“中國工農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古田會議決議,最終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支武裝,不同于歷朝歷代任何一支農民起義的隊伍,使這支軍隊從小到大,從失敗到勝利,這支軍隊的軍魂也在此鑄就。


歷史是豐富的也是復雜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由多種復雜因素編織交錯而成的。這是我們今天觀察西路軍問題應該具有的更大的視野。中國共產黨即將踏上東方的政治舞臺,西路軍就是打通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通道。援助地點不斷地改變則是蘇日之間矛盾造成的結果,而“西安事變”更是日本與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蘇聯與日本之間矛盾的集中爆發。西路軍就是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


今天,我們看西路軍問題,絕不能孤立地就紅軍看西路軍,就河西走廊看西路軍,就四方面軍看西路軍,越看思路越窄,越看心結越深。而應該從更大的背景來觀察,從國民黨、共產黨、共產國際蘇聯、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這四大力量在東方政治舞臺博弈的角度來觀察西路軍的命運。


表面上看包含了中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與不和、共產國際和中共之間的認識差距、紅軍與地方軍閥之間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等等;從大的視野看,則是來自不同方向的紅軍隊伍,在錯綜復雜的內外矛盾中向著統一紀律、統一意志、統一指揮轉變的革命軍隊艱難痛苦的蛻變。


歷史證明:嚴密的黨的組織和統一的被堅決貫徹的軍政號令,是中國共產黨制勝的關鍵條件。這也是我們今天研究西路軍問題應該具有的更大胸襟。一定要建設一支嚴密的黨的組織和統一的堅決貫徹軍政號令的隊伍,才能獲得勝利。國民黨前參謀總長郝伯村寫的《解讀蔣公日記》,總結1945年到1949年國民黨在國內戰場上失敗時說:


國共斗爭兩黨體制上有根本差異,共黨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從工農群眾起家,毛澤東的領導風格是以內部檢討、坦白、批判形成黨內精純,領袖權威、基層扎根,這是共黨堅強戰斗力的來源。國民黨看似集權,實際是組織松散、紀律不嚴,黨組織以知識分子為多,形成士大夫習氣和官僚風,不能深入基層,不能植根于農村,導致國民黨滿盤皆輸。


這是我們的對手對共產黨為什么獲得勝利的概括總結。在奪取勝利的過程中,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一定要奪取這樣的勝利。


1937年12月下旬,毛澤東會見當時西路軍的左支隊指揮員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等人。西路軍的失敗,使其中一些領導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待,毛澤東有所覺察,感到對西路軍的返回將士處置措施過于嚴厲,要做調整。


程世才回憶,毛澤東講到客觀原因時說:“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米寬的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缺乏同騎兵作戰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他還說:“西路軍戰斗到最后,由你們帶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了新疆,這種堅定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其他任何軍隊也是做不到的。”


程世才回憶,毛澤東主席最后站起來,走了幾步,把一只手穩穩地放在桌子上,望著他們說:“革命斗爭中有勝利也會有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要從西路軍的失敗中吸取血的教訓。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偉大的,中國革命最后一定會勝利。”毛澤東說:“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廣大西路軍干部、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冬季沒有棉衣,傷員沒有醫藥,沒有子彈就用大刀、長矛和敵人廝殺。但是這也證明沒有正確的革命路線,即使部隊再英勇善戰也難免遭受失敗。”


毛澤東這句話值得我們牢記。一個軍隊勝利,絕不能僅憑拼殺的精神。沒有正確的革命路線,即使部隊再英勇善戰也難免失敗。


西路軍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從來不能淹沒四方面軍是我們軍隊中戰將杰出的隊伍,他們是從苦難之中拼殺出來的一批將領,很多人民解放軍著名將領都來自于四方面軍和西路軍這樣的力量。


西方著名軍事學者克勞塞維茨說:“僅僅靠紀律、制度、規范、條令和組織并不能使軍隊產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兩個來源:勝利和苦難,唯有這兩個因素,能讓軍人認識自己的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之源,不僅包括西路軍的苦難,還包括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苦難,包括中央紅軍突破湘江的苦難:8萬紅軍過湘江只剩3萬,損失5萬紅軍,染紅了湘江。


中國革命就是這么過來的。當時蔣介石都覺得紅軍肯定不行了,肯定失敗了,但就是不敗,這是共產黨人的生命力。


克勞塞維茨說:“一旦武德的幼芽成長成粗壯的大樹,可以抵御不幸和失敗的風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時期的松懈。”我們當年的紅軍力量,就是通過一道道艱難奮戰、浴血犧牲的關口形成武德,長成粗壯的大樹,前仆后繼地向前奮斗,最后獲得全國勝利。百萬雄師過大江奠定在犧牲多少先烈的基礎之上。我們達成這樣的勝利,任何人的犧牲都不是白白犧牲,都成了勝利最堅實的基礎。


山川地貌的巨變,歷史前進的距離,是多少代人犧牲的成果。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定要讓后人也能站上我們的肩膀。一代一代奮斗不息,最終實現習近平同志所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 THE END -


來源:新華社瞭望智庫、共青團中央
編輯: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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